邓小平在1960年8月10日的北戴河会议上，出于对毛主席的爱护，建议毛主席“脱离一下工作，完全休息”，“少看文件”，“小事不要过问”。

但是，随着那李富春转呈来了那份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，毛主席心情沉重，长时期处于失眠状态，他不断找人谈话，批阅文件，此外，还要会见外宾，比之前更忙了。

根据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，逄先知、金冲及主编的《毛泽东传1949-1976》里面的记载，从10月开始，毛主席就主动拒绝吃肉，一天三餐都吃素，他说：“国家有困难了，我应该以身作则，带头节约，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。”

那段时间，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，忧心如焚，11月15日清晨，他忍不住写信给周恩来，建议说：

“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”，“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”。

随后，他又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的指示，要求“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命令风、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。”

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，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常委工作会议，重点讨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“五风”问题。

事实上，除中央常委外，彭真、谭震林、柯庆施、曾希圣、王任重、李井泉等人都参加了会议。

特别要补充的是：与会人员于12月31日晚集中到北京饭店吃饭时，毛主席特意拉叶飞、张平化、杨尚奎、江华、江渭清、黄火青、阎红彦等人和自己同坐在一桌，他说：“我就想当面听听你们的意见。”

吃饭时，毛主席诚恳地让大家汇报所掌握到的情况，他静静地听着，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和责任，他痛心疾首地说：

“刮‘共产风’，中央是有责任的。”

尽管他耗费了大部分精力于纠正“共产风”和纠正瞎指挥风，但他坦承：“我们自己思想出现了混乱了。一方面纠正‘共产风’，另一方面，又来了几个大办，如大办水利、大办工业、大办副食品基地、养猪等，明显是助长了‘共产风’，形成了事实上的矛盾。是的，这几个大办是由专管部门搞的，但有我们看过的，批准的，这个责任不能推。”

他慨叹说：“原以为‘共产风’已经压下去了，可以通过几个大办来解决问题了，对1960年有了乐观的估计，哪知1960年天灾更大了，人祸也来了。最让人痛心的是，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，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我以前跟好多外国人讲过，我们搞革命，搞阶级斗争有经验，但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，搞建设没有经验。”

1月13日，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，大家讨论1961年钢产指标，李富春声称：“已经由最初要搞的2150万吨下调到2000万吨了。”

1958年11月21日，也就是武昌会议期间，李富春不顾毛主席的严厉警告，在主持中央部委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1959年钢铁指标时，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1959年钢的指标定为800万吨，而定为2200万吨。

实际上，1959年钢产量仅仅为1122万吨

时隔两年，他把1961年钢的指标定为2000万吨。

毛主席还是那句话，他说：“是否搞得了那么多？能办得到吗？还是先保证农业吧。”

也在这一天，毛主席作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。